我把妈妈从内镜中心推出来，她已经虚弱得不成样子了，刚才痛苦的叫喊声似乎还回荡在四周。
回到病房，我和爱人把妈妈抱回到床上，她看起来舒服了一点。我蹑脚出了门，找了个不碍事的角落蹲了下来，把脸深深埋在手心里。怎么办呢？妈妈已经被各种病痛折磨十几年了，她的身体就像是暴风雨中一扇残破的窗子，每一次有创的检查和治疗对于她来说都无异于残酷的刑罚。
大概两三年前她就要我答应她，无论之后她得任何疾病，都不要再给她手术了。可是现在，只有再次手术或许能延长她的生命，我该怎么办呢？
过了会儿，我抬起头来，仿佛看到对面角落也有一个人靠墙站在那里，满脸愁容。她是波伏娃，就是那个出生于1908年的法国存在主义作家。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因为她的妈妈跟我的妈妈确诊了相同的疾病。
《安详辞世》是波伏娃在1964年出版的一部作品，其中详细地记录了她从接到母亲跌倒入院的电话，到她赶到时又说检查出肠道问题，再到确诊癌症、被迫手术，最后到母亲辞世的全部过程。她在书中写道：“我的一切痛苦，在这天晚上之前，我都是明白的——哪怕我已经被痛苦吞没了，我也能保有自己的理智。但这一次，绝望超出我的控制：一个不是我的人在我的内心深处哭泣。”
我看着波伏娃，她不再是我心中那个文学家的模样，她此刻也是一个普通的患者家属，是一个跟我一样——痛苦的、无助的女儿。快乐都是一个模样，但痛苦却有千万种，只有相同经历的人才能理解。
此前我曾写过两三本有关历史的书。写这类书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，有时半字未动，只是为了确定某个史实，就要埋头阅读一整天的时间。妈妈确诊了新的疾病后身体变得更差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，我也进入了二十四小时照顾她的状态，再也没有大块的时间可以用来阅读和写作。然而喜欢写作的人，手是闲不下来的，我萌生一个想法，想创作一本小说。为了随时能看到妈妈的状况，我将书桌搬至客厅，在照顾妈妈的间隙，开始三句话五句话地去拼凑一个故事。
有一天，我边给妈妈清洗边构思了一个桥段，干完活马上回到书桌前用电脑记下来，生怕过一会就忘了。打了几行字，我猛然发现我的书桌前仿佛还坐着一个女人。她穿着欧洲十九世纪那种蓬蓬裙，用羽毛笔蘸着墨水书写着。看到我发现了她，她朝我笑笑。这时，她病重的父亲又在呼喊她了，她放下笔，跑去护理父亲。
她叫乔治·艾略特，是英国一位与狄更斯、勃朗特姐妹齐名的作家。我不曾读过艾略特的书，但我读过另一位英国女作家——伍尔芙的《一间自己的房间》。这本书深刻地探讨了女性与小说的关系，书中写道：“小说过去是，现在仍然是，女性最容易写作的东西……乔治·爱略特丢下了她的工作，去护理她的父亲。夏洛蒂·勃朗特放下了她的笔，去削马铃薯……”
看，虽然艾略特是一位我仰望的大师级的人物，我们又生活在不同的时空里，但那一刻，我们在客厅的书桌前“相遇”了。
还有前几年，我的牙齿一颗接着一颗地坏掉，我不得不连续数周去治疗，口腔医院的门槛都险些被我踏破。治疗完几颗后，我的牙医告诉我后面的不急，可以观察观察，正好他这段时间不在。不在？休假吗？我不解地问道。他点点头，然后略有些羞涩地回答说：“嗯，婚假。”我连忙送上祝福，然后捂着腮帮子离开了。
我走到楼梯拐角处的时候，仿佛看见有一个人跟我一样悻悻地下了楼，她是海莲·汉芙。她在她那本著名的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里写过这样一段经历：“我的宝贝牙医师放了我一个月的假，他却欢欢喜喜带着娇妻度蜜月去了，旅费是我出的……”我正是在治疗的间歇看的这本书，读到这段文字时，激动得直拍大腿。
前几日我又买了几本书，翻开前我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仪表。谁知道会偶遇哪位大师呢？总要留下个好印象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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